以中國哲學參贊天地化育的理念與實踐對治環境危機邁向永續發展
台灣大仁科技大學 Fulbright Senior Grantee 謝鎮群
壹、跨域合作回應環境危機
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和物種的快速滅絕,已是當今全球性的共同難題。這不只是生活品質進一步提升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生存和延續的嚴重危機,不分國籍、種族、文化、財富差別,無一倖免。快速的工業化、自然資源的濫採和濫用、過度的消費、經濟模式的偏頗、分配的不公義、暴增的人口、自我意識的高舉和短視近利的放縱追求等,環環相扣的造成人類和其他物種賴以生存的環境和生態出現嚴重的災難。每天有約百種的物種滅絕[1],且持續倍數增加。在整體生態結構下,人類和其他物種同蒙災難。這是全面性的危機和災難,影響擴及至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包括我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條件,陽光、空氣、水和食物,都無一倖免。
主導現代文明的科學和科技界,因著環境危機而有一些思考和研發重點的轉變。在不同的理論和領域中有一些共同的訝異,例如:在現代高速發展的科技和科學,將把人類文明帶往何處?高度現代化和工業化之後,人類文明未曾如此快速的發展。與此同時,生存環境的破壞和存在的危機也未曾如此緊迫。現代化的美麗願景而今安在?(the promise of modernization?)人類的未來如何?
科技的高度發展和不當使用雖是環境和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危機卻並非單由科學和科技即可處理。這還涉及價值、信念、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分配正義、生存型態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環境和生態的危機威脅著人類生命(和其他物種及資源)的生存和生活,對此一危機的理解、處理和克服,在當代有一整合式的趨勢。即跨領域、跨學科的回到人類和物種賴以生存的整體環境,地球和宇宙,以尋求出路。自廿世紀末起,有不少來自科學、經濟、公共政策和宗教研究背景的學者,共同致力於此一課題,強調對話、合作及夥伴關係。探討的不只是現象(災難)的處理與對治,還探究其源由。[2]在此超越科學和科技領域隔閡的跨領域趨勢中,除了深層生態學的提出,宗教生態學也自廿世紀末起日漸發展(John Grim & Mary Tucker, 2014)。
貳、人為中心、宰制世界的西方啟蒙思維
生態和環境危機並非突發事件,而是現代化發展的一個不幸的結果。當代文明的傲人成果,如民主和科學,其發展源頭可上推至啟蒙運動,甚或文藝復興和古希臘時期。這是一個突顯人的理性、高舉科學、強調人的主體性、與啟示和神權做區隔和以人為世界中心的思想源流。在伽利略之後,科學和宗教即被區隔(Richard B. Norgaard, 2002)。牛頓開啟了機械式的世界觀,以自然為同質性的物質,依照可預測的律則運作(Watling, 2009)。人類理性的優位性甚至絕對性被高舉,人依靠理性可以認識世界(和自我),將世界對象化,甚或物質化,並使用其資源,以建設人間世和營造世俗的天堂。這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擺脫宗教的束縛和與神區隔後,人不僅是自己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人的理性不僅可以探求和證成真理,也是真理的標準甚或來源。科學和科技是營造人間世的最佳憑藉,世界只是可用的資源。自然又更進一步的被經濟性的理解成商品,可管理、可使用(Ibid.)。人作為世界的主宰,對此世界人可以無止盡的開採和運用,以及濫用和破壞。經由17世紀科學的興盛,18世紀的啟蒙運動,19世紀的工業革命,20世紀的快速的科技發展和全球化擴張,以至於發展出強勢的現代性或啟蒙的思維模式與心態(Ibid.)。
此一思維型態雖源自古希臘,而在啟蒙運動時期開啟了高峯,並型塑當代人與世界的存在關係。但另一與之相對的,被啟蒙理性所排除及貶抑的宗教(一神論),竟也是建立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決定性因素。Lynn White Jr. (1967)論述,基督教信仰使得科學和科技與自然對立。在舊約創世紀中明載,人(且只有人)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被賦予管理這世界的使命與職責。人也分享了上帝與世界的區隔,以及對被造物的控制(Norgaard, 2002)。亦即,源自古希臘的理性傳統和希伯來的一神論傳統,都型塑了人為世界中心及主宰的思維和存在方式。不只西方學界有此反省,中國哲學界的前輩如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即已論述東西文化的根源性差異及特性,徐復觀、唐君毅、方東美等前輩均曾論述。
面對自然界,人是世界的中心和主宰,只有人才是主體。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面向,獨立的個體也是這些活動的最終基礎。在啟蒙時期興起和蓬勃發展,並影響至今的契約論和人權理論均主張:人具自主性,可自由的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標,並自主的與他人建立社會和契約,而不應受限於非自主的(如宗教和傳統)束縛和限制。人類主體的自由是一種解放的自由(freedom, emancipation from),不受羈絆的自由。自由的追求,其內容是自主決定。但在去掉宗教的羈絆和支援後,自由追求和自主的內容顯得任意、歧異或貧乏[3]。
參、民主、人權的限制與盲點
即以影響迄今的洛克的基本人權為例,生命、自由和私有財產都只是對人而言。私有財產最根本的正當性來自人對這世界的勞力付出,世界是豐富的資源待人開採運用,人自己賦予自己主宰世界的特權。雖然基本人權的根據和來源可上推至天(上帝),而有所謂的天賦人權。但在獨尊人類主體和理性,以及去除宗教信仰內容後,這個天(上帝)的內容顯得空泛和歧異,並由人自身來解釋和界定,因此也去除了人對世界和其他物種的道德責任和適當關係的指引。天賦人權雖然是用以保障每一個體,但也是人凌駕於世界的特權。依此特權,或人自己賦予自己的對自然的主權,人對自然的工具性使用和破懷也就不意外。
若把人權再加上一些條件,也可以成為人與人間壓榨、迫害的合理化基礎。例如歐洲人對於美洲印地安人的侵略和掠奪,即以洛克的勞動付出和財產的正當性為理由,指陳印地安人並沒有對自然資源付出勞力,所以這些自然資源並非印地安人的財物,印地安人不擁有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歐洲人付出了勞力,所以擁有所有權,以之為自身勞力付出所獲得的財物。
民主政治發展至今,雖已是世界的主流,但也只限於具主體性的人類,並且是具一定條件的人,例如某一國界內的公民(Schmitt, 1988。)之間。整個近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包括作為其理論根源的契約論傳統和人權理論,都是建構在對個體利益的維護之基礎上。且只適用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對於人類自身以外的世界並不適用。民主的核心價值-平等、自由-只限於人類,不及於其他物種和存在。廿世紀最顯赫的政治哲學家羅爾士,其正義原則(公平、正義Rawls, 1971, 1993)是處理政治社會資源分配的最基本原則,其影響迄今而不墜。但這並不及於符合一定條件的人以外的物種和世界,充其量只是保護人(每一個體)對世界的特權。
民主理念和體制保障每一個人追求自身福祉的權力(基本人權),包括人的自私自利。保障並尊重個人的價價信念,包括短視近利、自我中心、享樂消費等(個體自主),以及人對於世界和其他物種的優位性。民主體制保障每一個體的平等和自由,價值信念和人生追求是歸之於個人,民主體制予以保障而不介入。若以政府或公眾涉入個人的價值取捨或判斷或人生追求,這是侵犯個體的自主性,有違民主的核心理念,自由。在此一前提下,自私自利或樂善好施只是個人的價值信念、選擇或偏好,公領域應予以尊重甚或保障。民主理念和體制都力求公平的護持個體間的差異,價值多元是可預期的現象,但這也易發展成價值的盲目或空洞化。
民主理念和體制的核心價值是平等、自由、個體自主,並非物質。民主政治同樣保障利他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信念和發展,但因民主的根基前提就是個人(個體),是以在民主政體中,以個體利益極大化為前提的資本主義,便較利他主義更易發展和擴增影響。啟蒙以來科學和科技的發展,強化了人對世界的優位性和主宰性,並且把世界對象化、物質化。在價值盲目或空洞化的民主體制中,資本主義又以物質為利益成果,與資本主義相伴隨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就容易成為虛無個體其存在和價值之依歸,因而昌盛。所謂的進步和幸福,極易由工業生產和消費以及物質來測量(Watling, 2009)。
但在追求成長和進步的同時,卻也罔顧對環境的嚴重破壞(Norgaard, 2006)。不只是對生態的破壞,還包括對異文化的侵略和殖民,以及區域間的不公義。例如強勢國家和財團於開發中國家掠取資源,卻將被破壞的生態和環境以及廢棄物留在當地。經濟發展和整體生態的保護間存在對立和衝突(Norgaard, 2006),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更明顯。然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強勢力量主導下,此一現象竟擴充至全球。科學、科技、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和強權的結合,雖然屢創現代文明高峯,也造成了環境和生態的嚴峻危機。然而,地球是一整體,這些區域性的生態及環境惡化,終究呈現出全球的生態及環境危機。
肆、宗教生態學的興起
在以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c)、人凌駕於物、人的利益計算為主的思維模式下,人對自然的破壞並不意外,環境和生態的持續惡化也不偶然(Dawe & Ryan, 2003; Norgaard, 2006; Rosenau, 2003; Watling, 2009)。雖然一直有來自於科學、科技、實務界和各領域所做出的回應與修正,以試圖減緩或防止持續惡化。但啟蒙以來的理性思維和其成就-民主、科學,在獨尊人類外,缺少對人以外的物種和自然界的整全的理解和道德義務。單只是對啟蒙以來的現代化發展和模式做修正,尚不足以理解和處理環境和生態的危機。需要的是重塑對自然的態度、理解和共存方式。人須有對於自然環境存在性的投注,個人和社會的轉變,以及新的價值和方向(Watling, 2009)。例如深度生態學即以生態為中心,論述生態和物種具有自身內在的價值,將人置於更廣的範圍架構下,強調相互依存的動態關係。面對當代的環境和生態危機,需要新的母體、新的生態觀法、新的生態道路、新的生態道德和生活方式。
宗教包括敘述、論證、符號、儀式、制度、結構、群體規範和生活方式等。宗教不只是理論、知識和論述,更是實踐、規範、信念和生存方式。宗教也連結人、宇宙、自然、社群和物種,並具體實踐於文化中。每個文化均有其生命故事,解釋天地萬物(Berry 1999。P. 844),並引導其中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和生態危機的克服,需要的不只是知識和技術,還需要存在的觀法、信念、道德的架構和敘述,說明人與環境的互動,重新連結人類與物種和自然,並帶出規範和實踐,此為宗教可貢獻之處。
1992年5月共有150位美國的神學家和科學家齊聚華府,他們相信科學和宗教的結合,能為地球環境危機的處理做出根本性的重大貢獻(Richard B. Norgaard, 2002)。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在1996到1998年間辦理了系列的跨領域會議(分為10個部分),並在1998年10月聯合國所舉辦的宗教與生態論壇(Forum on Religion and Ecology)達一高峯。會議中決定要繼續加強相關研究、教學及推廣工作。而後有關宗教與生態的出版持續增加,國際組織陸續成立或擴充。Forum on Religion and Ecology移到耶魯大學,耶魯大學“森林暨環境學院〞和“神學院”也共同設立「宗教與生態」(Religion and Ecology)的研究所,類似的研究所在各地也陸續設立。耶魯大學結合科學和宗教的課程Journey of the Universe,其教材獲得Emmy Award 2012 The Best Document。早在1991年人文即被納入普林斯頓的環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在2000至2006年間更是持續強化和擴增,並設立環境人文中心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t Princeton。佛羅里達大學還設立了「宗教與生態」的博士班。在近廿年宗教生態學的發展中,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益受重視。
伍、翻轉危機與永續發展的新契機-參贊天地化育、載德厚生的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儒、釋、道都具備完整的宇宙論和倫理學,並具實踐特性重力行。 中國哲學和原住民傳統文化不把環境和自然只視為人類可運用、可宰制的資源,而是肯定其為人類的來源或根源,並重新連結。這些都是不同於啟蒙以來的現代性思維,能為(也曾經為)生存發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模式。加上其對東方文化的影響(生活方式、生存型態和信念),故西方學界尤其是宗教生態學,會把中國哲學、東方宗教和原住民傳統文化,置於宗教的範疇理解下。並視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資產,藉以探討其對永續生態的可能貢獻。
例如中國儒家民胞物與的核心理念,格致修齊治平的人格發展典範,連結以民為本卻非獨尊人類。天理是既超越又內在,與人性不只是連結,而是貫通朗現的關係。中國哲學一如杜維明所言,世俗生活也是宇宙秩序、天道天性的實現。中國哲學所著重的經世濟民,是符應人對宇宙天地參贊化育的道德義務,而非宰制世界。張載西蒙也論到:天為父,地為母,眾生為兄姊,萬物為同伴。宇宙為我身,天理為我性。人存在的終極意義在於實現天道天理,參贊天地之化育,而非將人的個別(偏私)意志置入宇宙。人與萬物均源自於自然,自然界非外在的物,而是人實現及完成自我的所在之處(家),人且具有護持天地萬物的道德責任。中國哲學,尤其儒學,雖也突顯人的主體性,卻不同於啟蒙以來的現代性的人類主體性(主宰性)。這些都是中國哲學對環境和生態危機可貢獻之精髓所在。
陸、問題與挑戰,中、港、澳、台深化合作共創永續
一、問題與挑戰
然而在目前的宗教生態學領域中,中國哲學卻也面臨下列幾個問題和挑戰:
1.西方的誤解和華人的冷漠及自貶:中國大陸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30年後已啟新局。但進步發展若少了穩固的方向指引,可能發展成向錢看齊、功利至上。若少了永續的價值引導和對人文關懷的信守,個人和短期利益的極大化也將造成全球災難的極致化。台灣的民主自由一度歧出成切割式的自我認同,去中國化不只是政治上的對立,也是文化上的自我孤立和貧乏。對於中國文化的詮釋能力和代表性,大陸中斷,台灣放棄,禮失於野、道流於外。而西方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又多有誤解,卻可能被根基已朽的華人視為圭臬。(例如於加拿大設立宗教及生態研究中心的James Miller,即把道家和道教混為一談,再混入了陰陽五行和呂氏春秋,是否需視其為大師或與之唱和?)台灣和香港學界對於中國哲學雖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卻一直保有此一學統(雖然中國哲學在台灣日漸式微)。在宗教生態學的領域,台灣和香港學界可再聯結澳門和大陸,做出更多對世界的貢獻。
2.核心價值、終極關懷的被忽視:中國哲學是人的學問,此一“人學”不同於西方去超越性的人文主義。中國哲學對人、人世、人所處的宇宙天地均有關懷與責任承擔。然因西學至上,當代中國哲學界也重知識。專研學術之際,核心價值、終極關懷反被忽視。而社會處境也加速其邊緣化,乃至萎縮成專業知識的探求。實踐特性被漠視,也失去了對時代的引導功能和力量。如何將中國哲學經世濟民、參贊天地化育的理念與社會實踐結合,是一大挑戰。
3.文化延續發展的挑戰:對人類文明的可能貢獻
當代環境生態的危機,是民主和科學高度發展的結果之一。民主政治在保障個體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將道德、價值、信念等歸為個人的選擇和偏好。即使倡議所謂的政治道德,也只是為了維係政治的運作和個體在政治上的權利、義務。無以擴及至人(公民)以外的存在,也無以護持宇宙天地的永續發展。目前的民主體制和資本經濟反倒保障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盛行,而科學和科技更加速其發展,其結果之一就是當下的環境和生態危機。中國哲學(尤其儒學)以天、地、人為一體的內聖外王傳統,能否補民主之不足,並防止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及其所造成的環境和生態危機?這同時是中國哲學自身延續發展的挑戰,也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及人文關懷,對於人類文明和宇宙天地的存續發展,能否有所貢獻的課題。對此一課題的回應,是否是中國哲學在當代的承擔與使命?
二、中、港、澳、台深化合作共創永續
生態問題不只是科技問題,生態問題是存在的問題,是人與其他物種和自然共存的問題,是生存方式的問題。關聯到人、他人、社會、自然,以及人與超越之間的關係。啟蒙以來強調人類理性,突顯人的主體性、優位性和對世界的主宰性的思想型態,並非唯一的真理和信念。環境和生態危機即是啟蒙思維模式的限制之明證。
在國族危弱、內憂外患之際,中國哲學和文化在廿世紀初的挑戰是民主和科學。杜維明(P. 485)先生曾論述,1919五四運動以救國族為目標,仰賴簡單的功利思想,以符合西方現代化模式為判準。現代化即西化,以啟蒙的意識型態取代傳統思想,以民主、科學為藥方。但侷限於工具性的考量,未深究價值預設和內涵,而是淺薄的進步、功效、物質。從廿世紀末起陸續被揭露的環境和生態危機,正暴露了啟蒙傳統下的民主和科學的限制。此刻是否應重新審視民主、科學的價值和定位?或仍繼續執迷於追求西方啟蒙以來的發展模式,包括政治、經濟、價值、信念、世界觀和倫理學。
中國哲學和宗教視人與萬物為有機的連結,非心物二分、非主客對立,乃互為主體,並具體實踐於文化生活中。例如王陽明以世界為家,以國家為身體。離開自我中心(唯我),物我合一,參贊天地之化育,世俗即神聖,實現自我本性(天性)、道德責任於現世(杜維明P. 485)。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經濟觀也不以極大化個體利益為前提,而是經世濟民、厚德載生、利物厚生的共融發展。人不是宰制世界、成就自我,而是參贊天地化育、物我連結,共同朗現天道、天理。
中國哲學和宗教包括儒、釋、道、墨、原住民和民間宗教等,均深具生存發展的智慧、理念、信念和實踐特性。都與自然相連結,與物種共存活,能為人類和世界的永續發展,提供可能的選項和出路。如何避免對於中國哲學和東方宗教的誤解,並從中習得永續生存發展的智慧、模式和實踐動力,正是當代宗教生態學的重大課題。中、港、澳、台四地均經歷了跨文化的洗禮,也經歷了西方式的進步發展。中、港、澳、台在此一課題上可進一步深化合作,以回應環境和生態危機,也是人類的文明危機,共創永續。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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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鎮群, 2018中國哲學、東方宗教與生態永續- 當代宗教生態學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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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360.yale.edu/features/global_extinction_rates_why_do_estimates_vary_so_wildly; http://butterfly.org.tw/newspaper_detail.php?sn=1790; https://www.biologicaldiversity.org/programs/biodiversity/elements_of_biodiversity/extinction_crisis/
1 據多項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研究,全球每天約有50到150種物種滅絕,此速率是自然滅絕率的千倍甚至萬倍以上。依此惡化趨勢,預估到了2050年,全球將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物種會消失,這也將嚴重影響人類生存。各種統計數據或有差異,但均顯示此速度快速增高。參見https://e360.yale.edu/features/global_extinction_rates_why_do_estimates_vary_so_wildly; http://butterfly.org.tw/newspaper_detail.php?sn=1790; https://www.biologicaldiversity.org/programs/biodiversity/elements_of_biodiversity/extinction_crisis/
2 參見謝鎮群,中國哲學、東方宗教與生態永續- 當代宗教生態學的新課題 Fulbright Taiwan Research & Reflections 2018,10。
3 Michael Sandel (1982, 1998)稱之為價值的盲目value-blindness,這是民主政治高舉個體自主,卻缺乏自主內容和價值導引的結果。
[1]據多項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研究,全球每天約有50到150種物種滅絕,此速率是自然滅絕率的千倍甚至萬倍以上。依此惡化趨勢,預估到了2050年,全球將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物種會消失,這也將嚴重影響人類生存。各種統計數據或有差異,但均顯示此速度快速增高。參見https://e360.yale.edu/features/global_extinction_rates_why_do_estimates_vary_so_wildly; http://butterfly.org.tw/newspaper_detail.php?sn=1790; https://www.biologicaldiversity.org/programs/biodiversity/elements_of_biodiversity/extinction_crisis/
[2]參見謝鎮群,中國哲學、東方宗教與生態永續- 當代宗教生態學的新課題 Fulbright Taiwan Research & Reflections 2018,10。
[3]Michael Sandel (1982, 1998)稱之為價值的盲目value-blindness,這是民主政治高舉個體自主,卻缺乏自主內容和價值導引的結果。